打印内容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日本人侵占上海后，不许上海人外逃，特别严禁文化界人士外逃，并从陆路和海上进行封锁。李丁陇此时刚从恩师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在上海无亲无故，生活没有着落，加上他爱国心切，不愿待在这个恐怖的城市，便化装成商人，搭乘外轮来到香港。
一直与李丁陇热恋的同窗郑墨军也瞒着父母来到了香港。当时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一大批青年人，其中有不少都是李丁陇、郑墨军的同学和朋友。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在香港呆一段时间后，便决定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并一路举办抗日画展。途经洛阳时，李丁陇和郑墨军举行了婚礼。
当李丁陇、郑墨军等一批青年赶到西安后，他们去延安的梦想破灭了。原因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胡宗南部率军几十万，对解放区采取包围态势，通往延安的路全被封锁。只要发现有去延安的青年，便会被抓起来，关进西安的“西北青年劳动营”，实际上是集中营。
李丁陇、郑墨军等人还在学校时，便对莫高窟的绘画艺术向往已久，又闻敦煌文物被盗毁严重，于是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改道敦煌，去探寻莫高窟艺术宝库，并为保护敦煌艺术呼吁。1938年冬，一支由13位青年组成的赴莫高窟探险队伍从西安出发了，其中有女性3人，李丁陇自任探险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交通是十分不方便的，当时的火车只通到宝鸡，再往西去，就只得以骡马或骆驼为交通工具了。他们在行进途中，一边举办抗日画展，一边为人作画，深受拥戴，连当地的军政界，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在陇县、平凉等地，均受到军政界要员的接待和安排，有的还派马车送他们登程。
但过了平凉之后，由于天气渐冷，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一部分人开始被“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环境征服，在夹裹着雪花的朔风中，一部分人开始退却了，有4人要分道扬镳返回西安，这中间共有一男三女，其中包括李丁陇的妻子郑墨军。她与李丁陇挥泪告别，约定等李丁陇西行回来后在西安相会。
李丁陇一行9人，沿着唐僧取经的路线继续西行。气候越来越差，道路越走越坏，头上是白雪皑皑的高山，脚下是万里冰封的四野，凛冽的寒风穿透了他们的肌肤，他们一个个在马背上和骆驼峰中颤抖不止。就这样，他们从平凉到兰州，由兰州而古浪、张掖，又到达了酒泉。在酒泉，又有7人再不愿前行，中途退却了。和李丁陇一齐继续西行的只有刘方，因为他是敦煌人，想回家与亲人团聚。在客栈里，李丁陇与刘方相对，一边饮着酒泉的烈酒，一边吟诵着唐代王翰在这里留下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李丁陇和刘方继续西行，气候条件也愈加恶劣，天气奇冷，滴水成冰，风如刀剑，日月无光，连满地的石子也随风滚动，“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走”便是对这里的真实写照。但李丁陇在这古隘口外，发现身旁蜿蜒的长城在风沙大漠中竟是那样神秘诱人，他不由地掏出画板，在一个避风处认真地画了起来。正画间，忽见数十个骑马人向他们奔来，为首的大汉头插鸡翎，腰别短枪，异常威武剽悍。李丁陇连声叫道：“好!好!多好的大漠奔腾图啊!”刘方则惊叫道：“不好了，他们是黑藩，是强盗，要杀人的，快跑吧!”
说话间那群人已来到跟前，大汉要过画板看了看，手拍马鞍哈哈大笑，遂翻身下马，对李丁陇深鞠一躬，连声赞道：“神笔!神笔!我们碰到神仙了!”遂就地搭起帐篷，备了酒菜，请李丁陇上坐，并要李丁陇为他们画像。李丁陇先给头人画一张，大家齐声叫好，接着又有许多人要李丁陇为其画像。就这样，他们在匪人窝里住了三天。临别时，众人列队相送，并为他们备了马匹，带足了酒和肉干，头人还派部下将他们送了一程。
还有一次，李丁陇和刘方好不容易在荒漠中找到一户人家住下，夜晚忽听有人敲门，他们以为是又有人投宿，正欲开门，房东示意不让。只见他掂起一杆猎枪，轻轻推开窗户，“砰砰”几枪，开门一看，几只饿狼已被打死，李丁陇他们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他们帮助房主宰狼剥皮，炖了一大锅狼肉，饱饱吃了一顿。谢罢房主，他们又登程继续西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他朝思暮想的敦煌莫高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到敦煌临摹的画家。
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县大泉沟西岸鸣沙山的断崖之上，上下五层，错落有致，南北长达3华里之多，十分壮观。可在当时那个战乱年代，莫高窟已成无人问津之地，在偌大的窟群中，只住着两个藏族喇嘛。刘方将李丁陇送到莫高窟后，即向李丁陇辞行回家，答应经常给李丁陇送些吃的东西和日用品。李丁陇选择了一个较小的窟洞住下，一是为了取暖，二是洞小门好防护，便于防止野兽的袭击。就这样，他开始了漫长而充满艰辛的探宝生涯。
李丁陇住下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这期间如何绘画，从何画起。为了真正画到莫高窟中的精华部分又不浪费时间，李丁陇花了几天时间，把这里能上去的洞窟看了一遍。这样，哪儿该先画，哪儿该后画，哪儿该重点画，他心里都有了谱。
在莫高窟，他被这精美的绘画艺术惊呆了。在一个洞窟内，有一幅壁画吸引了他：但见在一个清波荡漾的莲花池里，漂浮着一座豪华无比的宫殿，侧景衬有楼榭阁亭，蔚为壮观；大厅中央有一辉煌的华盖，华盖下释迦牟尼在现身说法，无数穿着各式服装的菩萨在围着他倾心听经，那表情、那神态，个个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四周是无数形态各异的乐伎和歌舞仙女，他们中有持琵琶、箜篌，有持竹笛、长箫，也有持鼓、板、镲、铃作打击状者，仿佛置身于艺术的仙境，好像听到了美妙的乐声。李丁陇先生80岁回故乡时，谈起他初见到这些壁画时说：“真是妙不可言，无论任何人置身于这样的殿堂，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可见敦煌壁画对李丁陇先生印象之深、影响之深！
经过几天的观察，李丁陇把这些壁画大致分成几类：经变类，佛经故事画，这是莫高窟壁画中最主要的部分；本生故事类，描述释迦牟尼前生行善及死后如何成佛的故事；尊像类，即各式佛像、菩萨、天王、力士、小佛组成的画。以朝代划分：五胡十六国后期的洞窟，其壁画表现形式受西域佛教艺术影响较明显；北魏洞窟中的“鹿王前生故事”，画中描述了鹿王救九色鹿的全部细节，李丁陇对此中马的画法尤为赞赏；西魏洞窟以中国古代传说为主要内容，有女娲、伏羲的故事，也有《楚辞》、《离骚》中描写的故事，如羽人和飞天在天空轻快地飞翔，被四周猎人追逐的羊群，因中箭作挣扎奔跑状的虎，咆哮的大熊，逃窜的野猪，惊恐的猴子，飞翔的仙鹤等，令李丁陇目不暇接……
在看到有些壁画损坏严重，有些竟被外国人盗割时，李丁陇十分心痛，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还有像《尸毗王割肉救鸽》、《五百强盗成佛》、《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等壁画，一幅幅让他赞不绝口，他一边观看一边自语：“精美绝伦!真是精美绝伦哪……” 在敦煌，李丁陇耳闻目睹了大量文献、绘画被盗情况，他很是愤慨。李丁陇作为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和他秉直刚强的个性，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卑劣行径无比愤恨，同时萌发了他为保护敦煌文化奔走呼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念头。
李丁陇对所有洞窟中的壁画一一比较选择后，便开始了他的临摹绘画工程。特别是对其中一些保存尚好他自己又比较欣赏的画，画起来就格外用心，千方百计保持画的原貌，哪怕是一笔一点，他也是一丝不苟。对一些历史年代较长、画面残缺、线条不清的画，只要他认为确有价值，也是千方百计地绘出画的原貌。
由于冬季白天较短，洞内光线又不好，他尽量把作画的时间赶在午时前后，为了增加洞内的光线，他用镜子几经折射，把太阳光反射进洞内，可见为画莫高窟壁画，他也真是用心良苦了。经过七个多月的蛰居生活，李丁陇终于在莫高窟中画成了《极乐世界图》，并临摹了一百多张单幅画及一大批草图，仅各种不同的人物手势，他就画了数百种，这些对李丁陇后来研究敦煌艺术、创作莫高窟类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李丁陇在莫高窟中的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吃的是刘方从家中送来的青稞面，只要把肚皮填饱就行。由于当地的水相当珍贵，所以李丁陇在莫高窟的八个月中，很少洗脸，没有理过一次发、洗过一次澡。睡的是从西安带来的一床被子，另有几张黑藩送给他的狼皮、狗皮，特别冷时，他就钻进干草堆中睡。几个月后的李丁陇，已经变成一个头发过肩，胡须数寸，须发上沾满杂草，身上长满虱子，面色灰黑，衣衫褴褛的人了。当地人都说洞里住着一个“野人”或说是一个“疯子”，李丁陇从此将这“野人”、“疯子”的绰号沿用下来，在他后来许多画的署名时，都写着“野人”的字样。这些经历似乎与一个大艺术家的身份差距太大，但李丁陇却用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去对待艺术，这也可能因为他是个“奇人”吧。
关于在莫高窟作画的艰难岁月，李丁陇曾作长诗《在敦煌八月》，真实地记叙了他这次敦煌之行的苦与辛，但见诗中写道：
纷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
水土失常病浸体，火种须续夜焚香。
莫高不畏君子顾，洞矮最怕狈狼狂。
树干暂当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
青稞苦涩肠不适，红柳烧饭泪成行。
李丁陇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
半载不务粟瓜菜，长天口福饼牛羊。
衣服多洞雪来补，棉袄作裳我平常。
骨瘦如柴人颜老，发乱似麻可尺量。
艰辛八月别瓜州，长亭十里谢刘郎。
敦煌遭灾人不见，上书再三成海洋！
该诗的前部分是对当时在莫高窟生活的记述，后半部分写出了他在敦煌的时间及和刘方告别的情景，也说明他在敦煌是八个月时间，并抒发了他对刘方的惜别之情。而诗中的最后两句，则记述了他多次上书国民党政府，呼吁保护敦煌文化的急切之情。这首诗真可谓是真情切切，催人泪下。
李丁陇于1939年夏离开莫高窟，乘刘方介绍一熟人拉棉花的马车一直到兰州，又从兰州返回西安。与妻子郑墨军共办西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后改名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亦称西安艺术专科学校。同时将在莫高窟的绘画进行整理或重新绘制，于1939年冬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览”，目的是让人们认识莫高窟，同情敦煌艺术。当时的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看了李丁陇的画展后，非常激愤，并对李丁陇的举动大加赞扬！李丁陇遂与其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快邮代电呼吁书，后被重庆《大公报》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准备这次画展，李丁陇在办学之余，又花费了数月时间，绘制成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和长30米的《千乘千骑图》，在当时的西安东大街青年联合会举办了画展，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些单幅的敦煌临摹画。据李老说：“当时在中国很少有人画这么大的画，而我这幅《极乐世界图》是用丈四夹宣拼画的，所花功夫又大，以至在西安没有人敢接裱我的画，怕裱坏了赔不起。没法，我又将这些画和在莫高窟画的画带到成都、重庆，因要价过高我付不起钱，也没有裱成，只得在那里展出没有装裱的原画。”
也就是李丁陇先生的画在成都送裱时，画店的老板一看这些画绝非出于一般人之手，他便给张大千先生报信，称店中有一人的画很有价值，请张大千先生鉴赏。张大千来到画店，看了李丁陇的画后连声叫绝，并叫店家到李丁陇住宿处请他，两人在一起攀谈了许久，张大千对李丁陇的画大加赞赏，并且说：“你为敦煌艺术做了一件大好事!”张大千从此便对敦煌壁画十分向往，终于在1941年亲赴敦煌考察。
1945年，李丁陇又一次来到莫高窟作画，并对上次临摹的画进行复核，还将这些画依次进行了编号，同时又画了一些临摹画。这样，经李丁陇两次去敦煌后，莫高窟中所有有价值的壁画，他大部分都临摹过。所以，说李丁陇先生对敦煌艺术贡献最大，或说在我国现代，没有一个人比李丁陇更了解敦煌壁画，这些都是毫不夸张的。后来这些画又几次在西安展出，并终于在兰州展览前装裱完毕，原因是李丁陇向店家保证，画装裱坏了不叫他们赔偿。
这些画在兰州展览时，由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亲自题写了展览会会标，爱国将领冯玉祥为画题字“人民心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字“极乐世界”，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题字“笔底春秋”，文豪郭沫若题字“祖国赞歌”，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也为他题字“如入敦煌石窟”。1945年4月3日，兰州国民日报报道中华艺专校长李丁陇在兰州举办敦煌画展的消息，计有于右任、郭沫若、邵力子、马叙伦等47位名人联名隆重推介李丁陇先生的画展。
据时任西安《华北新闻报》记者、后任上海《新民晚报》副总编的张林岚先生说：“李丁陇展这些画时，当时在西安是很轰动的，的确影响很大！我亲自观看过展览，并为他的展览写过稿子，在我当时供职的报纸上发表过。” 1999年2月初李丁陇先生逝世后，笔者在张林岚先生家中采访过他，他谈起李丁陇先生在西安办敦煌莫高窟壁画展览的情况时兴致大增，夸赞李丁陇确实是我国极为难得而少有的大名家、大画家！
另据时任西安《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现与李丁陇同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彭古丁老先生说：“当时我多次采访过李丁陇夫妻办的伉俪艺术学校，也几次为李丁陇的敦煌画展发过稿子，那当时在西安影响大得很，不仅是在社会上，连国民党的上层也影响很大。”笔者在彭古丁先生家对他进行过采访时他如是说。在李丁陇先生的追悼会上，彭古丁代表李丁陇的好朋旧友含泪发表了讲话。之后，彭古丁先生把李老寄转给他的一包资料，应李老之托转交给了我。在我撰写李丁陇先生的书稿时，又曾多次跟彭古丁先生进行过书信和电话交往，他给了我不少帮助。
由于李丁陇的敦煌绘画当时的影响，国民党政府也给了他一个“闲职”（李丁陇先生自己戏称）——“西北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李丁陇在西安当时还任过《艺阵》月刊社长兼主编、西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美术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极乐世界图初稿
此刻，李丁陇对敦煌艺术已达到了情有独钟、痴心难改的地步。出于对敦煌艺术的热爱，他数次致函重庆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文化委员会，呼吁抢救敦煌文化，也多次写信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要员，要求派员考察莫高窟，制定保护措施，但无有结果。
此时，张大千去敦煌前又去拜访李丁陇，两人在一起商量，决定共同呼吁保护敦煌文化。李丁陇说：“正好我们学校马上要开校董会，冯玉祥是名誉董事长，还有位周伯敏(解放后任上海 政协委员)，他是于右任的外甥，也是书法家，也可通过他给于右任做些工作。”
李丁陇的多次呼吁，终于引起于右任先生的重视，于右任在一次批件中写到：“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演习，寓保管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就这样，促成了1940年于右任亲赴敦煌的考察之行。之后，国民党政府终于1944年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一直热衷于敦煌艺术的画家常书鸿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李丁陇先生自从去莫高窟后，便一生与敦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后来的许多绘画作品中，如长卷《百骏图》、《千乘千骑图》、《五德回纹图》等，无不带有敦煌艺术的色彩和西北文化的印痕。特别是他的《御马图》，可以说就是一幅杰出的西北民族风景画，那关外的长城、塞外的风情、奔腾的骏马，少数民族各式的服饰，从特色、技法到表现形式，都具有浓郁的敦煌艺术特色。对于这幅画，徐悲鸿、颜文、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都曾题字作过较高的评价。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对于李丁陇及其他在敦煌的情况，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一书中曾作过较为详尽的介绍。这本由当时“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长张道藩氏”题写书名并在扉页上刊有张氏大照片。只见书中说：“李丁陇自幼酷爱艺术，二十余年如一日，工草书善绘事，举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能。并倡四纲，以笔、墨、理、法为作画之准绳。著作有《丁陇画纲》，为画学理论之新贡献。张道藩、阎甘园等氏对其著作异常赞许，为艺林之所推崇。二十六年上海中日战争，化装冒险离沪，首途香港，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沿南北各战场，道经十余省，举行画展三十余次，极得好评。抵西安任《艺阵》月刊社社长兼主编及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艺专校长，陕西省立商专教授，桃李遍全国。二十八年四月，于西安联合各界，发动全国河防募集画展，甚收成效。三十一年任西北文物审察委员会审察委员，西北美术协会筹备委员，曾发动艺专举行救灾画展、劳军画展、难童救济院募捐义展。二十七年冬及三十四年夏，曾西赴塞外敦煌莫高窟，研究魏隋唐宋壁画及边疆写生，其最著称的巨画有临摹敦煌《极乐世界图》，全面积达400余平方尺；《千乘千骑图》，长十余丈，系描写边胞赛马情形及生活状况……”
笔者在上海采访时，李丁陇先生好友画家谢庚的儿子谢嗣祺（画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这本《美术年鉴》不仅对李丁陇先生的艺术成就和贡献进行了肯定，对他两次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
去莫高窟研究敦煌壁画也进行了准确的记述，可见李丁陇先生对敦煌绘画的研究，在当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丁陇先与敦煌结缘之后，便对莫高窟壁画产生了极深的情感，他一生经历坎坷、屡受挫折，运动中全家被抄，又下放劳改，但他始终不忘敦煌文化及壁画艺术。虽然他在敦煌临摹的画作几番被抄、被毁，但他又根据珍藏的残片重画敦煌壁画，直到终年仍画莫高窟壁画不止。在李丁陇先生的家中，四壁皆是他的画作，连卫生间、厨房里也都用画作装饰，但在他画室、客厅等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的都是敦煌壁画。在这些画中，我终于找到一幅李丁陇先生画于敦煌的原作，画的下方赫然注明“李丁陇三十四岁画于敦煌”！不禁让我喜出望外！据说，李丁陇先生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叫把灵堂就设在他的画室里，并再三安排最高处一定是敦煌壁画，可见李丁陇先生与敦煌壁画的感情之深。一位深爱敦煌艺术、把毕生心血都献给奠高窟壁画的大师去了，但他却把热爱祖国文化艺术的精神留给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师级人物，在我国近代画界似乎却少有人知晓，笔者也将会在以后的文稿中透露一些端倪。但让笔者欣慰的是：自从本人的文章《李丁陇与敦煌壁画》在《敦煌研究》发表，接着又在“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活动中传播之后，人们才知道：啊，原来第一个到莫高窟探宝的不是×××，李丁陇才名副其实的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到敦煌临摹探宝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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