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

羌与齐家文化

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一、 引言

羌人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亦是上古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者。西北地区是上古羌人活动的大本营，不少学者认为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是羌人文化遗存, 认为羌与辛店、寺洼文化有关，并把齐家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均视作羌人文化的前驱，但还缺乏系统论证。

羌人历史悠久、支系众多，自三代至秦汉,一直在中华大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羌人各支系大都融入汉民族,其他则向周围地区迁徙,逐渐演变为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各民族。卜辞记录和考古发现研究表明殷商时羌人十分强大,长期同商王朝抗衡。姬姜联姻建立周朝，西周时羌人分支姜戎一度逼近镐京,并败周师于千亩。战国时期羌人“种类繁炽”,“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后汉书·西羌传》谓羌人“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历史记载表明羌人有三大特征：牧羊、火葬与羌笛。我们可以由此来追溯羌人及其文化的来龙去脉。

二、夏羊与羌

“羌，西域牧羌人也。”我们可以从羊的来龙去脉追溯羌人羌文化的踪迹。 2014年那次考察活动持续两周有余，所到之处不一定能见到羊，但必有羊肉可吃，以手抓肉羊为多，黄焖羊肉葱爆羊肉亦不少。每一个地方的主人都说本地的羊肉最好吃，平时不爱吃羊肉的人都会爱吃。唯有嘉峪关的朱建军说嘉峪关的羊肉好吃，青海羊肉更好吃，那里有真正野放完全吃青草长大的羊。我以为他比较客观和谦虚，一打听才知道他来自青海。穿越扁都口进入青海祁连县，果然看到成百上千只绵羊散落在高山草地上。西北人爱吃手抓不证自明，实践证明南方人到了西北也会喜欢吃羊肉。

来到了齐家文化核心分布区临夏永靖，在刘家峡水库边王家坡齐家文化遗址终于与羊有了亲密接触。目前中国最早的较完整羊骨架见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二里头。绵羊，又称夏羊。《尔雅·释畜》：“夏羊，牡羭，牝羖。”《本草纲目·兽·羊》：“生秦晋者为夏羊，头小身大而毛长，土人二岁而剪其毛，以为毡物，谓之绵羊。”这就是说齐家文化时代或夏代中国就开始养羊，因此绵羊被称之为夏羊。至今西北地区普遍牧养绵羊，正是齐家文化或夏代养羊传统的继续。

夏羊 摄于刘家峡水库边王家坡村

在中国历史上以养羊著称的是羌人。夏商之际羌人不仅广泛分布于西北地区，而且涉足于中原。殷墟留下了不少羌人的尸骨，甲骨文中还有大量有关羌人的记载。现在表明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均与羌人有关，羌人兴起于西北地区。四千年前或夏代之前中原并无山羊和绵羊。养羊不仅与羌有关，而且与姜有关。炎帝姜姓，以姜水成。传说中的炎帝部落亦以养羊著称，人多势众；虽败于尚武善战的黄帝部落，仍有炎黄子孙之说。

羊不仅是一种美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意义非凡。羊大为美：羊是美丽的象征。吉祥、正義、善良等均与羊有关。这些都说明华夏先民对羊的欣赏和崇拜非常普遍和深刻。绵羊就是夏羊，为我们追寻夏文化的源头提供了指引。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1]。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2]。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3]。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1960年Solocki夫妇在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萨威·克米（Zawi Chemi）野营地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距此四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Shanidar）,其中BI层与萨威·克米B层时代相当，文化相同。由此推断沙尼达洞穴是当时狩猎采集者冬天的住所，他们夏天到萨威·克米营地生活，并开始了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活动[4]。帕金斯从中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5]。

类似的野营地、洞穴遗址和动物骨骼不是孤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 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C14年代为公元前6460±200[6]。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7]。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8]。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9]。“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 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10]。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11]。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12]。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13]。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目前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毛织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毛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的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料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毛制品[14]，从纺织技术史的角度看，与西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15]，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与羊毛纺织技术与羊一起传播到了东亚的边缘。

毛料的应用是构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16]。剪毛、打毛、制毡、纺线、制绳是牧民的日常劳动[17]。不过蒙古草原羊毛与毛织品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并未形成产业。

岑仲勉早就注意到渠搜是上古东迁的游牧部落[18]。据马雍考证渠搜意为氍（叟毛）毹，是一种毛织品的名称[19]。渠搜可能是一个生产、使用或从事毛制品贸易的部落集团。相传尧、舜、禹、汤时代已有渠搜。《尚书·禹贡·雍州》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夏本记》、《汉书·地理志》中有类似记载。师古曰：“昆仑、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余太山认为渠搜出于少昊，亦译为“允姓”[20]。允姓之戎不止活跃于西域，也可能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因此，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在夏、商、周三代传入东亚是完全可能的。

马家窑文化中已有羊的踪迹，但齐家文化时代养羊业才兴旺发达。公元前二千纪羌人以养羊著称，齐家文化羊骨众多，又同处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很有可能是羌人文化遗存。而养羊文化来自中亚源于西亚。

三、羌与火葬

羌人不怕死，而怕死后不能火葬。我们可以从火葬来追溯羌踪夏迹。

火葬与洞室墓的起源和传播大同而小异。《墨子》《列子》等提到羌人实行火葬，而火葬源自并盛行于印欧语系民族。氐、羌文化遗存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发现了装骨灰的陶罐。目前东亚最早的火葬墓见于约四千年前的宗日遗址,发掘者也推测应属于早期羌人文化。[21] 最近又在磨沟墓地发现了齐家文化火葬墓和坟丘，应该也与羌人有关。

西北地区的火葬墓主要分布于甘青一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洮河流域，青铜时代火葬墓时有发现。考古发现火葬方式有三种：一是焚烧后拣骨人罐下葬，二是先埋葬然后再掘穴焚棺、尸，三是将焚烧的尸骨直接葬入墓穴。焚尸扬灰亦有可能，但考古难以发现。因此，考古发现的火葬墓不多，只能反映上古西北火葬风俗的一小部分。

早在1945年夏鼎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掘的一座墓葬,发现其中一个陶罐内就存放着火化的尸骨。他由此推断寺洼文化与氐羌有关:“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至唐代,氐羌中有部落确曾实行过火葬制。这次火葬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22]上古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而黄河上游及各大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一带则是羌人活动的中心。1988年青海化隆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火葬墓两座。M2棺内人骨经过二次扰动，木棺曾被火烧；M10棺内人骨用泥土包住后火烧。[23]卡约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和湟水流域,火葬是特征之一。

较早的火葬资料还见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兰州花寨子墓地M3木棺经火烧,但人骨保存较好,可能是火葬。循化苏呼撒墓地发现4座半山类型的火葬墓(M77、M100、M101、M110)。M100为长方形竖穴木棺墓,尸骨及木棺均被火烧过,墓穴四壁火烧痕迹达4厘米。木炭、碎骨混于填土中,陶器与碎陶片均散乱分布于墓底或填土中。这些火葬墓的共同特点是,先将死尸入棺下葬,而后再掘穴焚烧棺、尸,并且对墓内尸骨和随葬品进行扰乱。以M100为代表的几座火葬墓,在半山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这种奇特的葬俗应与当时居民的某种特殊意识有关。M100墓穴长260、宽120、深300厘米，随葬陶器完整者四件,有盆、罐、碗，完整陶器与碎陶片均散乱于墓底或混于填土中。M101墓穴长350、宽260、深180厘米，是最大的一座墓。[24]值得注意的是火葬墓规模相对较大，可以反映墓主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苏呼撒火葬墓同宗日火葬墓葬俗颇多相似。宗日墓葬共有39座被扰乱,占总数的13%,墓穴被挖成不规则形,随葬品被毁坏,墓内颅骨破碎或上半身骨骼散乱不全，其中有不少墓的棺材被付之一炬。为了便于二次扰乱,初埋时往往在墓上堆石作为标志,因而扰乱后的填土中夹杂有石块以及葬具被焚后形成的木炭、草灰、烧土块和破碎的陶器等。苏呼撒、宗日以及年代较晚的寺洼等墓地均分布于黄河上游，这种习俗应与早期羌人的丧葬文化关系密切。

稍晚的火葬遗迹在中国西南和东北和中原均有发现。[25]西南地区形成了火葬文化传统，[26]且与羌人有关。[27]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许多民族都有火葬习俗,如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独龙、怒、土家等民族,历史上均与羌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纳西人自认为来自北方,火葬时死者面朝北,欲将亡灵送往祖先之地。彝族从古至今盛行火葬,史志不乏记载,谓其“死丧无棺撑,以火麻缚尸坐而化之”。大、小凉山彝族将焚尸场设于村外荒野,以木柴搭架,男九层,女七层；火葬时以烟气直升高空为吉,烟气斜升或弥漫则不祥,显然与灵魂升天观念至关密切。

东北青铜时代亦流行火葬，亦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流行于青铜时代，盛行石质葬具。从庙后山B洞一直持续到马城子青铜时代早段结束为止，均为单人葬；自马城子青铜时代晚段出现合葬，到岗上、楼上墓地开始发现大批丛葬。葬式变化所见社会制度从氏族到家庭及以后的逐步成熟。有人注意到A区火葬墓由地表以上逐渐发展到完全处于地表以下，B区则是由完全处于地表以下逐渐发展到半地下半地上；认为A区火葬自成体系独立起源，B区火葬起源应到早于B区出现火葬的仰韶文化中寻找。[28]我们认为独立起源的可能性不大，可能与长城沿线北羌或戎狄的活动有关。

周人兴起于羌人地区。羌姜同源，周朝是姜姬联合建立的王朝。周人与羌人不仅血缘相亲，亦有地缘关系，关中周王朝统治核心区亦流行过火葬。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周公庙32号墓也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习俗。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有待深入探讨,可能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的方式，更有可能是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29]

《诗经》《尚书》所载与周人青铜器铭文表明周之先人死后魂灵在天上，称魂灵曰“严”，魂灵升天曰“登”或“登天”，与殷人正好相反。原来周人出自西戎姬姓，故保留有西戎习俗文化，而西戎习俗是实行火葬的。义渠戎之葬俗表明“严”、“登”出自戎语。据现在资料推测，周人先祖亦可能实行火葬，周人废弃火葬、实行土葬当是在太王古公亶父迁周以后。[30]

古代中国火葬并不盛行。儒家主张“入土为安”, 厚葬才是孝道。《周礼》亦有明文：“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中原或东亚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没有发现火葬墓，边疆地区火葬不可能起源于中原或东方。《墨子·节丧下》：“秦之西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薪柴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仪渠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西北一个羌戎部落,它的疆域据《括地志》所记在唐代的宁(今甘肃宁县)庆(今甘肃庆阳)二州,秦时属北地郡，汉朝时在此设置义渠道。

童恩正研究过东北一西北一西南地区考古学材料中发现的共同文化因素，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1]他发现火葬是半月文化传播带的共同因素，但没有留意新疆地区火葬墓，没有找到火葬墓源头。[32]

《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缧也，而忧其不焚也。”《列仙传》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此书虽托名刘向撰,但成书亦不晚于魏晋。所记传说不但表明当时中原已有借烟火升遐现象,还曲折反映了远古时期华夏部落也存在焚人习俗。黄帝已升天，亦可能是火葬，留下的只是衣冠冢。其实在甲骨卜辞中已出现“燔祭”,即焚人祀天。能够借助燔烧仪式升天者,大概限于部落首领、巫师一类人物。文献和考古证据都表明火葬文化只可能来自西方。

新疆青铜时代流行火葬，形制可分为石封堆火葬墓、土封堆火葬墓和无封堆火葬墓。第一阶段以喀什下坂地墓地和帕米尔高原古墓为代表,以石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以后至公元前500年前后。第二阶段以轮台群巴克和库尔勒上户乡的火葬墓为代表,以土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800年左右至公元前200年前后。第三阶段以且末加瓦艾日克墓地、交河故城一号台地墓地、尼雅95MN1号墓地的火葬墓为代表,以无封堆火葬墓为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00年前后。[33]

1976-1977年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发掘了四十座古代墓葬。这些墓葬地表有石围或石堆标志,下为竖穴土坑墓室,少数墓底铺一层非常细密的织物,有的用圆木搭成井字形木框,当做葬具。这四十座墓葬在葬俗上截然分为两类:土葬21座,火葬19座。将这两种不同葬俗的墓比较,可以看出火葬墓的墓口均不见棚木,也基本无葬具；土葬墓中部分墓口有棚木,有的有葬具。随葬品上的差别更为明显,火葬墓仅1座墓出铜耳环1件,两座见残铁块,三座墓中见若干残陶片。墓地出土的27件陶器,绝大多数的铜、木、石、金器均出于土葬墓中。从出土文物和碳十四数据看,这批墓葬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34]

1985-1987年轮台县天山南麓的群巴克乡西北发现了三处墓地，均属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化阶段,绝对年代晚于公元前3000年。I号墓地有43座墓,全部发掘，墓葬地表均有圆形封土堆,最大的直径30-40、高1-2米。封土堆表面未见火葬痕迹。其中一些墓葬结构独特,在同一封堆下,中心为一大墓,大墓周围又绕以许多小墓,大墓实行火葬,小墓则实行土葬。发掘者认为墓葬族属与羌族有关。[35]墓地保存稍好的一个头骨进行人种学鉴定,认为具有欧罗巴人特征，可能与塞克人有关。[36]“六夷七羌九氐……死则烧其尸。”叶尔羌河流域亦被认为是羌人故里，他们沿昆仑山脉、祁连山脉进入东亚，婼羌、羌塘均是羌人留下的踪迹。

欧亚大草原西端青铜时代晚期火葬演变为独特的骨灰瓮（场）文化。[37]骨灰瓮文化（urnfield culture）是源于中亚或东欧的青铜时代印欧人创造的文化。[38]欧洲新石器时代土葬和火葬均流行，并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潘诺尼亚平原和多瑙河一带犹其盛行。《伊里亚特》中帕特洛克洛斯就是火葬，被认为是最早描述的火葬仪式。荷马时代地中海人实行土葬，但在荷马笔下的英雄用火葬，火葬似乎是一种并不普遍但较高级的葬法。西塞罗说：“在罗马，土葬被认为是较古老的仪式，不过最尊贵的公民传统都是火葬的，尤其是上层阶级和贵族家庭的成员。”古希腊、罗马人一般会把将火葬与军事表扬仪式一同进行。伊特鲁里亚出土了许多骨灰瓮，新疆亦不时有骨灰瓮出土。

雅利安人或印度伊朗人有类似的文化传统。早期的波斯人实行火葬，在琐罗亚斯德时期被禁止了；但人们还是常从火葬联想到拜火教。婆罗门教明确规定进行火葬。印度教和佛教皆崇尚火葬，将肉体视为是让灵魂攀附的工具。《薄伽梵歌》提到：“就像脱去旧衣服，然后穿上新的；死后灵魂离开身体，然后获得一个新的。”印度教教徒火葬进行时举行礼拜或祈祷仪式，协助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佛教承袭婆罗门教思想也实行火葬。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印度以火葬为正仪；佛涅槃后，举行火葬。

中国内地兴起火葬的观念在佛教传入之后。《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水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传至汉地，隋唐开始，佛家居士亦多火葬。印光法师云：“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以佛法重神识，唯恐耽著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复耽著。又为诵经念佛，期证法身。”佛教文化继承了印欧人流行的骨灰瓮葬，后来这种墓葬方式亦随青铜文化或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半岛和日本。[39]

四、羌笛何须怨杨柳

羌笛是羌族标志性的传统乐器。焦虎三猜测羌笛即牧笛。[40]羌笛和西方流行的牧笛都是单簧气鸣乐器，是牧羊人或潘神钟爱的乐器。东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木未及已。”

中国管乐器多为顺簧，唯有羌笛是逆簧。宋有西推测羌笛与古代西亚埃及流行的Zummara有关。[41]焦虎三进一步推测Zummara可能与羌族自称“日麦”“日玛”有关。

羌笛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2016)

五、讨论与结论

齐家文化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青铜游牧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文化，标志着东亚从此进入复杂社会。羌人只是齐家文化的主人之一，还有其他人如氐亦是齐家文化的主人。羌人也种地、定居、制作和使用陶器，特别钟情双耳罐。

大双耳罐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2016)

羌与夏:大禹传说,大禹出西羌

羌与商:羌满中原,商羌决战

羌与周:姜姬联盟,北羌

羌与秦楚:秦楚与汉,屈肢葬是秦的群众基础,羌是楚国王室

亡秦必楚楚汉之争,汉中亦是羌大本营

结语:羌人分化为众族，汉人汇聚众人为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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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火葬墓及相关问题试析，《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02期。

[33]袁萌泽： 新疆古代火葬现象试析，《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34]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新疆轮台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36]刘学堂：新疆地区早期火葬墓及相关问题试析，《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02期。

[37] The Urnfield culture (c.1300 BC – 750 BC) was a late Bronze Age culture of central Europe. The name comes from the custom of cremating the dead and placing their ashes in urns which were then buried in fields. The Urnfield culture followed the Tumulus culture and was succeeded by the Hallstatt culture.[1] Linguistic evidence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following Hallstatt culture suggests that the people of this culture spoke an early form of Celtic even proto-Celtic originally.

[38]Fokkens H.: The genesis of urnfields: economic crisis or ideological change, Antiquity, 1997.

[39]山本孝文：百济火葬墓考察，《韩国考古学报》50辑，2003。

[40] 焦虎三：《羊皮卷：中国羌族的历史与文化》，138-146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

[41] 宋西平：《羌笛和Zummara音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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