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非常珍贵的远古陶器一人面鱼纹彩陶盆。陶盆是由泥质红陶烧制而成，表面上带有红黑两色的彩绘，内壁上所绘的神秘古朴纹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主要标志。

追溯彩陶工艺的源头

20 世纪50年代，在西省西安市的个普通工地上，突然发现了不少石头与动物的骨骼。经过仔细辨认，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物品竟然全部都是人类使用过的工具。这些由石头、河蚌、象牙、动物骨骼所磨制而成的不同材质的工具，显然都是原始人类的物。

陕西发现古人类遗址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从 1954 年到 1957 年，连续四年的时间内，近二百多位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遗址上进行了五次发掘工作。考古学家最终认定，半坡遗址是中国公元前 5000 年新石器时代的一处原始人类遗址属于仰韶文化。

仲韶文化距今约 5000~7000 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21 年，因首次在河南省仰韶村发现，故被命名为仰韶文化。目前，已发掘出的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它们以陕西渭河流域、山西西南与河南西部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西及甘肃河流域，南达汉水中上游，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从已发现的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仰韶文化的生产工具以较为发达的石器为主。那时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并饲养家畜，同时也从事捕鱼、狩猎与采集劳作。除此之外，仰韶文化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彩陶制作工艺的成熟与彩陶器物的规整精美，它们多为夹砂红陶与细泥红陶，黑陶和灰陶则较为少见。

所谓的彩陶，则主要是指以赤铁矿粉与氧化为颜料，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经过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红、白、黑等颜色的陶器。而提起中国的彩陶，除了颇负盛名的“唐三彩”以外，原始彩陶对于后世彩陶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的仰韶文化彩陶，它以成熟、精湛的彩陶制作工艺水平成为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最佳典范。此次在半坡遗址的挖掘过程中，除了众多石器工具的出土以外，还出土了许多造型各异的陶器器物。半坡彩陶作为半坡遗址中较为突出的代表，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比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其中，又以人面鱼纹陶盆最具代表性它是仰韶文化的一件原始彩陶精品。

奇幻古朴的半坡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由细泥红陶烧制而成，盆高 16.5厘米，径为39.5厘米，呈黏红色，敞口卷唇，斜腹浅圆底。彩盆内壁绘有两组用黑彩勾勒出的图案，每组各两个，对称分布。其中，一组为两个图案化的鱼形纹，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

整个构图采用的是一种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陶盆的形象充满了神秘古朴的气息。图中的人面呈圆形，头顶上三角形的发髻高耸，额头的左半部涂成了黑色，右半部则是黑色的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别是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部分与人嘴部分相重合。人面的两侧耳部，也有两条小鱼相对应，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人鱼合体形象。

人面的五官部分高度图案化，但总体形态颇为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魅力。在人面之间还有两条大鱼同向追逐，鱼的身体以及鱼头部位呈三角形，鱼的眼睛呈圆形，大鱼的身体以斜方格为鳞。人面在鱼群中显露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在整个陶盆的构图中，人占主要位置，人鱼地位层次明晰，表现了人与鱼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彩陶图案在古朴简洁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玄幻色彩。 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这种图案应该是与古人某种原始信仰与术相关。

据考证，生活在母系社会晚期的半坡先民，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除了举行宗教活动以外，在丧葬方式上也比较讲究，其中突出的一个习惯就是将成年人与天折孩童进行分开埋葬。成年人死后大多被埋葬在大沟北面离村落比较远的氏族公共墓地。而孩童则被安放在瓮棺之中，坪葬在居民房舍附近。瓮棺葬以陶瓮装尸骸，上面再盖上一个陶盆与陶钵而且在它们的底部中间会留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小孔。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小孔很可能是为灵魂出入所留下的通道，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仲有关。而这件出土于半坡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就是一个用来覆盖瓮棺的棺盖。

后来，在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地也曾陆续出土此类陶盆，总计十余件。这种人面鱼纹图案现在已经被公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代表纹饰。绘制在陶盆内的人面鱼纹形象，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推测很有可能是寄托着半坡人期盼生命延续的象征。由于鱼在自然界有着很强的繁衍能力，因此半坡人也希望自己的部族，能够像鱼儿一样繁衍不息，子孙后代不再承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们视鱼为神，才创造出了人面鱼纹这样独特的纹饰。虽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是对鱼神的崇拜在新石器时期却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由于农业还没有产生，在河中捕鱼，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对自然过度依赖的同时，他们渴望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就寄希望于神明。因此，人面鱼纹的出现与半坡人的猎鱼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这件出土于半坡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不仅为研究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人文与气候条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凭证，更为追溯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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